【单州古今】从“逍遥于天地之间”说开去---试探善卷文化之确立与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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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李行宏

       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两千多年时间里，在古孟渚泽畔先后出现了三位伟大哲人，一曰善卷，一曰老子，一曰庄周。有人会问，善卷乃一部落之首领，又何时成为哲人呢？莫急，自有它的道理。当舜欲将天下禅让给善卷时，他回答说：“吾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，又何以天下为哉！”请注意“逍遥”一词，它不仅是个文学词语，更是一个哲学概念。何谓“逍遥”，意在自由在在，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，无他无我，一种“心意自得”的精神状态，甚至有种大空间的空旷感和流动感。此外，我们可设想，在那智商相对低下的远古社会，人们终日奔忙于衣食，无暇顾及文化，此时能以“逍遥”自命者只怕唯善卷一人而已。之所以有此心态，源自对大自然的崇尚，对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及春耕秋敛生活的留恋，但这种风雨艰辛的生活又不是常人所愿接受的。随后为了表示远离世俗的决心和信念的执着，最终他选择了更为艰苦的“入深山，莫知其处”。坚持自我，志向高远，这种精神境界足以证明他是一位远古哲人。

       两千年后又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哲人--老子。为避世俗干扰他躲至偏远幽静的孟渚泽畔，结庐于泽中小岛，过着侣鱼虾而友麋鹿、御青牛而向黎庶，逍遥于天地间。望漫漫之秋水，思宇宙之迷云，于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在腹中孕育，它不仅沿袭了善卷对自然的崇拜，而且在深研的基础上“开”出了一条寰宇大“道”，这“道”不是停留在宇宙太空，而是通往社会的治国修身以及政治、军事、商贾等方方面面，提出了诸如“上善若水”、“无为而治”之类的人生大智慧。

       善卷的思想轨迹发展到老子之处树起了一座丰碑。

       其后，老子的人生走向一如善卷，西出函谷，“入深山，不知其处”。两位哲人，两个“入深山”。有福不享找受罪，两条彆筋。

       老子身后又出现了第三位哲人，即庄周。战国末宋国蒙人（今商丘东北）。崇老子尚自然，著书十余万言，凡涉世事多寓言。“其文则汪洋俾阖，仪态万方。”（鲁迅语），其首篇为“逍遥游”，文中鲲鹏之大，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，如此巨大之物，可谓把“逍遥”推向极至。庄周一生贫困潦倒，每以编织草鞋为生，楚威王闻其贤使人迎为相，却断然拒绝曰“子亟去，无污我”。其性格之倔强与善卷、老子同，又添一筋。

       古孟渚泽畔两千年竟出现三位哲人，且未谋面而志相投，不能不说是一奇迹，亦可为天意使然。

       善卷自“逍遥于天地之间”起，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现象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留下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表述，直到老子的“道德经”出现才使之得以彰显于人世，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现象，所以应当认为老子与他的“道德经”标志着善卷文化的确立，是善卷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高大的里程碑。其后庄周又进一步丰富了善卷文化。

       现在需要澄清两个概念，即善文化与善卷文化。应该说这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：前者面向世界，面向人类，侧重宽厚、仁爱、诚信、助人、和谐。而后者除含括前者内涵外，更强调崇尚自然、个性解放、实现自我、不畏强权、忠贞不改，它起于孟渚，却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潜移默化，影响深广，与许多优秀文化一起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，形成了诸如民族尊严、追寻真理，不畏强暴、顽固不屈的民族性格，筑成了中国民族的脊梁。

       善卷文化起于哲人，个性鲜明，故而在其后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不断的发展，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颗颗耀眼的历史明星。春秋时期单父宰宓子贱虽为孔子的高足弟子，却深受老子文化影响，以清静无为的心态鸣琴治单，战国末期楚之大夫、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，忠于祖国，不畏邪恶，至死不渝，如后人所赞：深思高举洁白清忠，汨罗江上万古悲风。其诗作《离骚》中以丰富的想象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赞美。东晋诗人陶渊明不屈世俗辞官归隐，过着“酒常赊”的贫困生活，却依然“采菊东篱”怡然自乐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是不畏权贵，恃才傲物，崇仙学道，云游四海。北宋诗人苏轼一曲“大江东去”扬万代雄风。民国时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朱自清为表抵御外辱，贫病中宁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面。日伪时期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不侍日伪，留须以明志。文革期间优秀的女知识分子张志新为坚持真理受尽摧残，惨遭杀害。在今天，为维护真理受到重重打击仍矢志不移的有识之士亦大有人在，此刻，我们应想到善卷文化乃为精神源头之一。

      今天，我们正努力打造善文化，树立我们的文化品牌。于此，认真开掘善卷文化的历史内涵，研究与老庄文化的联系，应是重要的活动内容。